近日，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这是继2021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意见》之后，国务院有关部委再次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工作做出系统部署。

《改革方案》提出，到2035年，形成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有力支撑建设一流人才方阵、构建一流大学体系，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一方案充分体现了党的二十大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从一个重要方面明确了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的使命与任务。落实好《改革方案》，既需要对面临的复杂形势有清醒判断，也需要对推进工作的系统思路有创新设计。

1.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

一是现代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交互影响，使得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科学性、有效性越来越面临挑战。当今世界，知识呈指数增长，从知识到产业的周期大为缩短、机制更为灵活，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产业结构升级日益凸显的跳跃性，与知识系统化、制度化以及知识传承的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大，从而给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中平衡适应外部需求与尊重内在规律的关系增添了诸多变数，也给准确研判学科中长期发展趋势增添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二是庞大的高等教育基数，使学科专业调整面临改革发展稳定交织的复杂问题。《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据统计，到2022年，我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465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既拥有世界第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又有众多多元巨型大学。优化调整20%左右的学科专业点，所涉及的教师数量、学生数量是巨大的。庞大的群体不但意味着巨量资源的占用，也隐含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消化这些可能影响稳定的因素需要时间和策略，操之过急或操之简单都可能使改革半途而废，其复杂性和难度不容忽视。

三是适龄人口下降与就业压力上升交织在一起，使学科专业调整面临群体性追逐热点的冲击。据统计，我国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数为95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近年来，随着普通高中在校生总规模趋稳并显现出下降势头，已经影响到高等学校的生源结构。未来一段时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急剧下降，将使以招生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高校、民办高校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在入口供给不足和出口需求不旺的共同挤压下，争上热门专业无疑是吸引生源和扩大就业的合乎情理的选择。可以预见，在生存渴望与市场诱导的双重驱动下，以热门学科专业为载体的生源、资源和市场大战将愈演愈烈。

四是共同富裕理念与现实的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发展节奏差异，使得学科专业调整面临平衡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的难题。《改革方案》强调，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引导高校在各自领域争创一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客观地讲，这一战略要求更适合东部发达地区和高水平院校。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通过发展让更多的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仍是艰巨任务。在经济支撑能力有限和高等教育基础较弱交织的形势下，在现有学科专业基础上扩展规模无疑是比较现实的路径。中央与地方在学科专业调整的利益选择和节奏把握上存在的差异，是影响新一轮调整总体效果的重要潜在因素。

2.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应着力加强统筹协调

《改革方案》明确了中央、地方以及高校的责任，就深化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建设细化了要求，凸显了有效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工作的决心。面对更高的战略需求和更复杂的形势，使政策全面落地并产生良好效果，应特别重视强化系统思维、加强统筹谋划。

一是统筹科技、产业与教育布局。当今时代，在影响学科专业结构演进的两个基本因素中，无论是代表内在知识逻辑的科学技术，还是代表外部需求逻辑的产业形态与结构，都极具变动性和复杂性特征。简单的类比推理式的决策模式，已经无法从战略上和全局上把准学科专业结构演进与调整的大势。学科专业调整方案的制定应广泛吸收科技战略专家、产业战略专家参与，加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与教育政策的协同，促进科技规划、产业规划与教育规划的联动，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紧密衔接。

二是协同发挥政府、市场和学校的作用。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始终面临时空弹性问题，局限于当下或当地来谋求两者的适应性，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高等教育规律。行政主导式的调整，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以较快速度取得以统计数据为标识的成绩，但其实际成效和长远影响是存疑的。历史已经证明，行政至上的逻辑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推进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不能简单化、行政化，而应协同发挥政府、市场和学校的作用。既要注重通过学位点设置、招生计划分配、重点建设引导、建设资金倾斜等方式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也要注重通过升级产学研合作模式等方式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注重落实高校在学科专业建设上的主体责任，使学科专业调整真正成为政府宏观引导、市场有效调节、学校主动适应相结合的系统行为。

三是注重存量优化与增量布局相结合。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之所以几十年来不断提起却又总是不尽如人意，既有行政层面推进改革的路径问题，也有学校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长线学科专业既是最需要调整的领域，也是最难调整的领域。为规避存量调整的矛盾冲突与风险，改革者常常通过追加增量来回应新要求、新需求。受机会主义驱动，导致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者丹尼尔.J.斯梅尔瑟所称的“结构增累”现象，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吸纳了新的功能，但没有剥离（删除）现有功能或将其拆分为单独的组织，从而使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因此，新一轮学科专业调整必须破除简单做增量、做加法的弊端，下大力气统筹做好加减乘除法，实现有上有下、有扩有缩、有量有质。有效抑制盲目蹭热点现象，避免一哄而上，防止因低水平重复衍伸为新的结构问题。完善学科专业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把好入门关，畅通退出渠道，有效防范结构性问题不断累积。

四是将外力驱动与内力自觉相结合。众所周知，大学里的教师依附于以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学院，学生也是按专业招生并在专业学院学习的。如果说专业更强调适应外部需求的逻辑，还有更多的人为的结构建构特性的话，那么学科则需兼顾外部需求和内部知识逻辑，需要将外部需求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才能实现动力最大化。因此，有效的学科专业调整动力机制，应该把实现外部驱力与内生动力协同作为追求的目标。遵循学科专业成长和演进的客观规律，把准学科发展方向，把握学科发展态势，既要有责任感、紧迫感，亦要有战略定力和长远眼光。科学认识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优化学科整体布局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加大学科专业改造力度，加强新兴学科专业建设。

五是以国家区域战略为抓手协调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学科专业调整方案的落实和利益最大化，离不开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也离不开省级政府的承上启下作用。过于强调全国的统一性，会造成地方的积极性不足，甚至出现“共谋变通”等现象。而过于迁就地方的多样性，则会造成一个个貌似合理的省域结构体系加在一起成为更大的不合理结构体问题。有效应对措施之一，是紧密结合“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等战略部署，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跨省域合作与共享，引导地方政府在更高层面、更宽广视野上谋划学科专业调整工作。

（本文已被《中国科学报》录发，发表时题目有改动、内容有删减）

（作者：刘国瑞，辽宁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大学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